这本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好久。 一开始是因为书中内容太多，看了后面的总是忘掉前面的，于是静下心来做起了阅读笔记。全文总一万三千多字，大多数都是摘录于书中片段，我自己再加以提炼和组合。
汉代
1.汉代政府组织
秦以后，中国开始有了统一的政府，皇位世袭在钱穆看来，是一种自然而且不得已的做法（因为人口众多，地域辽阔）。其实这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了。封建时代众多贵族都有世袭特权，但秦汉以后，封建制度被推翻，单只有皇室一家能世袭。
化家为国后，原来天子家里各个管事之人演变成了中央政府组织，以宰相为例，在古代，祭祀乃贵族家庭里最重要的事，而祭祀时最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，当时替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为“宰”。秦汉统一后，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，只剩一个家便成了“国家”，而他家里的家宰，也就变成了掌管国家的政治领袖。三公中，要数宰相为最高行政长官，九卿虽照名义来历，本应是皇帝的家务官，但化家为国后，家务转变为政务，九卿其实全都隶属于宰相。
钱穆先生认为“两汉吏治”永为后世称美，汉代地方太守地位与中央九卿平等，故汉代官级分得少，升转灵活。虽然地方行政区划分的比较小，但却不觉得中央政府高高在上。
2.汉代选举制度
汉武帝之前，朝廷官员推举其子侄后辈进宫当侍卫，遇政府需要人，再从中挑选分发。故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，但仕途仍为贵族团体垄断。汉武帝之后，设立太学，经太学毕业考试，甲等为郎，乙等为吏，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入仕的途径。
汉代选举制度大体上分三种。一种是无定期的，凡遇新帝即位，天灾人祸，政府都要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，来为国家做事。这也是“策问”“对策”的由来。第二种是特殊选举，针对一些特殊任务，如出使西域、治水、用兵，凡有此类方面之才的人，可以由别人推荐，也可自己应选。第三种就是举孝廉，由于地方不积极，应选人不踊跃，汉武帝曾下诏，认为这是地方长官的失职。在此之后，无形中就形成了每郡每年必须推选出一到两个孝廉的传统。但全国有几百个郡，久而久之孝廉太多，郎署充斥，前两种选举形式都无形中被搁置了，仕途只剩下孝廉察举这一条路。后来，孝廉只是参政资格的名称，地方察举之后，中央还要加上一番考试，于是整个朝廷几乎都是读书人，渐渐形成了崇尚文治的政府。
3.汉代经济制度
汉代算是做到了“轻徭薄税”，大概只要三十税一，甚至在文帝时，曾有十一年之久免收田租，盖因中国疆土广、户籍盛，赋税尽轻，但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的。但农民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，因为在汉代，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早已废弃，土地为农民私有，可以自由使用也可自由买卖。卖掉土地之后，农民就成了佃农，而地主对佃农的租额很高，因此政府减轻田租实际上是便宜了地主。封建时代的贵族是政治性的，而此刻的地主确实由经济条件形成的。
原本田赋由政府所有，商税占小部分，由皇室所有。但山林池泽的商税在盐铁之利逐渐膨胀之后，逐步超过了全国田租。汉武帝常年征战，花钱如流水，花光了政府的钱和祖辈积蓄后，不得不自掏腰包，即把少府的钱拿出来。又号召全国的有钱人，主要是盐铁商，也来捐助，但反响不大，于是武帝很不爽，便收归全国的山海池泽等一切非耕地为国有，由政府来经营，这便是“盐铁政策”。
4.汉代兵役制度
概括而言有全国皆兵的特点，国民除了服兵役之外，还要服力役，即义务劳动。比较不合理的地方在于，每个国民还需要缴纳人口税，在没有生活保障的前提下，这样做无异于耍流氓。也因此，不少穷人为了避免缴纳人口税，宁愿去富人家里做奴隶，因为奴隶的人口税由奴隶主代缴。与以往做奴隶不同的是，这并非出卖自由，而是出卖对国家法规上的应尽的职责。奴隶主也没有因此吃亏，因为入山烧炭、开矿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
5.汉制得失检讨
经济制度上没有解决土地问题，形成兼并，富者田连阡陌，穷者无立锥之地，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失效。
军队制度，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，人少，时间短，训练简略，虽全国皆兵，却有名无实。
政府组织，虽然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，但中国一向看重不成文法，没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皇权，遇上好的皇帝，如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事情也做得好，皇帝坏了，而政治上并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。这就导致了后来皇戚霍光独掌大权，切断了内廷与外朝的联系。
选举制度也有问题。孝廉充斥仕途，阻塞了其他入仕之路，人人争要为孝廉，孝廉也就变了质。地方长官若贤良，则选拔真才；若长官营私舞弊，则推选私人。此外，汉代选举，要先进学校读书，才获补吏，补吏以后，才获察举。看似合理，但在古代社会，读书机会不易得。那时印刷术还未出现，书籍都用竹帛书写，这对读书求学有极大的限制。虽然爵位不能世袭，但书本可以世袭，由此便可世代进入政治圈子，世代为官。有言：”黄金满籯，不如遗子一经”，说的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，胜过了一筐黄金的资本价值。官官相互照顾，由是便形成了“门第社会”，这是一种变相的世袭特权。所以要说中国魏晋以下的门第社会之起因，主要要追溯到汉代察举制度。
总的来说，汉代制度还是有进步的，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，懂得政府用人的客观标准不是血统的亲属，而是能力的大小。
唐代
1.唐代政府组织
在汉代，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权力；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，凡事经各部门商议而定。具体来说，即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等于汉代一个宰相。
“宰”和“相”在春秋时代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，到了秦汉则化私为公，变成政府的执政官。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，皇帝将其私属如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之类的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。到了唐代，正式把宰相的职权分配给三省。
三省的职能：中书省负责拟撰诏书，即为“敕”，呈送皇帝画敕然后行达门下省。门下省行审查之职，如若反对此诏书，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，称为“涂归”。诏敕自中书定旨、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，即送尚书省执行。尚书省只有执行命令之权。
关于中书省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：钱穆讲，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，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，往往不取决于多数，而是取决于贤人，即哪一人贤，就采取哪一人的意见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汉代的选举权是由地方长官行使，而非一般民众。说回中书省，由七八个中书舍人拟稿，是谓“五花判事”。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许多初稿选定一稿，稍加补充修润，称为正式诏书。
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的麻烦之处在于，一旦门下省驳回诏书，则此道命令等于白费，皇帝的画敕为无效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如遇下诏敕，便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举行会议，两省相关长官皆出席，会议场所称为“政事堂”。但尚书省长官不出席，故在唐人眼中，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。
一个有趣的地方是，唐太宗即位前曾做过尚书令，及太宗即位，朝中无臣敢再当尚书令之职，因此尚书令常虚悬空缺，仅有两个副长官，即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。
皇帝的命令如若未加盖中书、门下之印，直接由皇帝发出，在当时是违法的。故说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。”（武则天改称中书省为“凤阁”、门下省为“鸾台”）。不过中国传统政治有一种通融性，每一制度都有变通的余地。说上面那句话的刘炜就被武则天杀了……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虽也会不经两省径自封拜官职，但究竟心怯，装诏敕的封袋改用斜封，所书“敕”字也由朱笔改为墨笔，时称“斜封墨敕”。而被斜封的官职也为一般人看不起。因此，不是说中国传统没有法制，只是有时不严格遵守。
说了半天，那唐代的宰相哪去了？毕竟废除宰相制可是在明朝。政事堂开会时，有一主席，称为“执笔”，相当于书记长，由他记录大家的意见，并最后形成文字决定。所以唐代宰相一职，由这样一个“首席”来代替。
尚书省共分六部，相比于汉代九卿，可谓是一大进步。因为汉代九卿单从官职的名称上讲，都摆脱不了宫廷私职的味道。而唐代则是正式将这些官名确定为政务官。如九卿中的光禄勋正名为“吏部”，卫尉正名为“兵部”。无论从体制上还是从观念上讲，都大大进步了。
再要说说《唐六典》，这是和《周礼》齐名的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两大著作。客观记载了唐代的实际行政法规，是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之巨典。后朝大都以此为典范，无多变更。
虽然唐代的中央政府较汉代有进步，但以地方政府论，则唐似不如汉。究其原因在于，唐代地方官与中央官并非平级（汉代太守和九卿位同），而地方官有分出了更多的等级。升了几级，还像没有升一样。下级轻易不会迁升到上级，对行政实际效力影响极大。
在中央，除了三省六部外，还有一台，即御史台，似由汉代御史大夫演变而来，主管监察。派往地方监察的御史，称为“观察使”。糟糕的是，观察使较之地方行政长官而言，级别更高，权力更大，逐步演变成地方最高长官。这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。
如若监察使巡视边疆，则被称为“节度使”。“节”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，有此者便可全权调度，故称“节度使”。节度使在地方指挥军事，管理财政，甚至是用人大权，于是便形成了“藩镇”。原本想中央集权，却变成了藩镇割据，反抗中央。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。
2唐代考试制度
之前讲汉代的选举制度，没有客观的用人标准，全靠地方长官举贤，后期就逐渐演变成拥护门第的制度，将入仕的范围缩小到门第的小范围内。唐代针对此弊，改为自由竞选，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，各人到地方政府报名，参加中央考试。
大体上讲，较之前是进步的，不过后来还是毛病百出。比如，对报考没有限制，于是报考之人无限增加，求官者多，得官者少，政府不得不对录取名额逐步放宽，类似于现在的扩招。所谓“士十于官，求官者十于士，士无官，官乏禄，而吏扰人”。这是政权开放的流弊。
政府要中央集权，鼓励做官，压制工商业（在唐代，工人和商人是不能报考的）全社会的聪明才智之人都跑去做官，仕途充斥，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病。
3唐代经济制度
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“租庸调”，租即征粮，庸即征役，调即征布帛。其中租是分配给人民耕地，年老归还政府，授田期间负担租额。因此这是一种“均田”制度，不同于井田制度，井田属于封建贵族，均田属于中央政府。无论是从租额还是服役时间来看，都较汉代有所减轻。
而租庸调之所以能推行，依靠的是账籍制度。“籍”是户口册，“账”是壮丁册子。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，户籍册子三年重造一次，县、州、户部都要保存。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国家，普遍的调查、登记、改动、校对十分麻烦，这须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，否则很难历久不衰。官员的偷懒马虎是租庸调制度失败的最大原因。因此，账籍制度的推进和继续须有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，否则纵然法良意美，终是徒然。
后来租庸调制度崩溃后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两税制”。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，故称“两税”。与租庸调制度最显著的不同在于，两税制是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”，意思就是不管你是哪儿的人，只要住在一个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。如是则人口迁徙较为自由了。又说“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“，这是说你有多少田，政府便向你受多少租。如是则义务劳动等种种负担也获得解放了。上述可以说是两税制的好处，然而政府不再授田，民间自由兼并，这将中国传统一贯的平均地权、还授田亩的做法打破了。直到清代，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兼并的。
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：汉代自汉武帝创行盐铁政策，是为了“节制资本”，不让民间过富，虽然轻徭薄赋，但人民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，倒是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。唐代的租庸调制度不仅在于轻徭薄赋，尤其侧重为民制产，每一穷人，政府都设法授田，保障其基本生活。简单说，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，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；唐代注意社会下层，允许你过富，但不让你过穷。
4.唐代兵役制度
汉代可以说是“全农皆兵”，将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，结果搞得有名无实。唐代沿袭了北周苏绰所创立的制度，即“寓农于民”，亦即是“全兵皆农”，每个军人都要种田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兵。这种制度在当时称为“府兵”。府指的是军队屯扎地，当时将户口分为九等，下三等民户没有当兵的资格，只有上等和中等中的人在自愿的情况，再由政府选拔才能当兵。当兵人家的租庸调豁免，但军人并无饷给。
所以这个政策精明的地方在于，国家不用花一文钱、一粒米来给养军队，因为他们有田有地，一面保卫国家，一面还自力生产。
唐朝文官分品级，武官分勋阶。勋爵对于武官优待来自国家社会，有时是经济的，有时是名誉的。但有勋无职，并不干预政治。
后来府兵制度还是失败了，原因是人事颓废。
第一，一开始到中央政府轮值的宿卫受到政府重视，当兵的自己也觉得光荣。后来天下太平，每年几万人轮值中央却没什么事可做，政府也不重视了，倒是沦为了权臣亲贵的苦力，干些造宅第盖花园的苦工，受人轻视，渐渐就没人愿意上番值宿了。
第二，唐初对待阵亡将士的抚恤工作做得还是很及时到位的，后来军队和政府怠慢，死者家属见不到抚恤慰问，人似乎是白死了，渐渐失去了人心。
此外，有了相当勋位的军人有的只是荣誉，不是实职官员，说到底还是一个兵，有时还要服力役，给差唤，因此勋位在身，不为荣反为辱。后来政府可以开边，需要防戍边疆的军队，新的兵送不出去，旧的想复员也复不成，甚至有边疆的营官故意想搞死你拿你的带去的财物，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。
后方兵力枯竭，政府有钱有势，临时买外国人当兵。安禄山、史思明这些中国边疆大吏实际上都是外国人。唐代太富太强，疏忽了民族界线，大量用外国人当兵做将，，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。
宋代
1.宋代政府组织
开篇钱穆就将宋代评价为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五个朝代中最贫最弱的一环。
首先是相权被分割。
虽然宋代也有三省，但门下、尚书省都移到了皇宫外，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，称“政事堂”。晚唐五代又传下来一个新机构。叫“枢密院”，主管军事。中书为丞相，然中书和枢密对立，因而宰相管不着军事。
宰相被剥夺的还有财政权（另设三司理财）、用人权（另设考课院）。如是，形成了中书治民、枢密主兵、三司理财的军、民、财职权三分的局面。
然后是君权之侵揽。
从上述的三权分割就能看出相权的低落，那与之相反的即时君权的提升。一方面是由五代乱世造成的局面。宋太祖本是后周的一个“殿前都检点”，类似一个皇帝的侍卫长，因缘际会，一夜之间成了皇帝。然而像他这样黄袍加身做皇帝的，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。于是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宰相有做一二十年的，而皇帝却经常换来换去。皇帝实在是太不像样了，其他一切官，都会连带不像样。现在要拨乱反正，尊王是第一步。
以往朝代，宰相上朝得有座位，并赐茶。到宋代时，宰相就一同站着不坐了。还有诏书。在唐代本是由中书省拟定，然后送呈皇帝朱批，是谓“熟拟”和“印画”。通俗地讲，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，有他的同意权。到了宋代，为推尊皇帝，遇政府定旨出命，先写一“劄子”，这是一种意见的摘要，对某事提出几项意见，拟成几条办法，送由皇帝决定，是谓“面取进止”。然后宰相再按皇帝的意见正式拟旨。如此一来，皇帝不仅有同意权，还有了参加意见的权利，而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，所以君权重了，相权轻了。
再说宋代地方政府。
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，武臣不再带兵，自然也不再管地方民政。他们仅拥一官名，中央把他们留在首都供养着。好比你是江苏督军，中央还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，但请你在中央住着，至于江苏的事，另派一位文官去，这就叫“知某州事”、“知某府事”（路，府、州、军、监，县是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）。这也是后来知县、知府等官名的由来。
在唐代，中央派到地方考察行政的叫“观察使”，在宋代又称“监司官”，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，有不同的职能。坏处就是地方长官要奉承四位上司，可想而知着地方官有多难做。
再有就是宋代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增强，体现在军权、财权的集中。地方的全部财富都转运中央，地方则日趋贫弱。所以中央一败，全国就土崩瓦解。
2.宋代考试制度
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，在此简略说明其缺点。
一是有考试但无教育。两汉有太学，唐代有门第，经过教育的人比较懂得政治掌故，一旦从政也比较有办法。而到了晚唐，大门第逐步堕落，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，他们除了对留心应考的科目外，对政治传统则茫然无知，就算是进入仕途，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。
二是考试内容改变。不考诗赋，该考经义。最初的想法是，人人学诗赋，风花雪月，这样选人才的办法终不妥当。但改革后却发现得不偿失，王安石因此叹息说：“本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。”
3.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
钱穆将宋代兵役制度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役制度，但也是有缘由的，不能过分苛责。
唐末五代时，藩镇骄横，兵乱频仍，几乎人人都当兵，快要没了读书人。单反当兵的，脸上都要刺字，称为“配军”，防止逃跑。这就解释了《水浒传》里的刺配。宋代军队分两种，一种是禁军，留在中央，一种是厢军，留在地方。“厢”是城厢之意。
照理，宋代开国后应当裁兵复员，但只是按照划分禁军厢军这样裁了，至于复员，不存在的。因为宋代虽得了天下，但并未能统一中国，如辽、西夏。
有趣的是，宋代定都开封，这是一个没办法守的地方。开封是一片平地，又处在黄河边上，骑兵从北南下，三天就能到黄河边，一渡黄河，就到了开封城下。相比之下，洛阳和长安都有险可守。但之所以选择开封，是因为宋代国防线早已残破，宋太祖不得不养兵，而养兵要粮食。当时的军粮全靠长江流域供给。由扬州沿通济渠可以西达开封，若是再运往洛阳就要靠陆运，浪费许多人力物力。宋代开国，承接五代长期黑暗残破的局面，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。所以定都开封是无奈之举。
但宋朝不敢和辽国开战，因为要打就必须赢，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，国本就动摇了。所以不能打仗，却又不得不养兵。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，宋代刻意提倡文治，倒是扭转了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逆流。宋太祖曾留下遗嘱：不杀士大夫。他的后人牢记此家训，直到南宋还是守着该遗训。岂止不杀，实在是优待，这也是从唐末五代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能慢慢复兴的原因。
其次是国防资源问题。北方多是平原，所以在塞外作战，一定要骑兵才行。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。一个在东北，热察一带，一个在西北，甘凉河套一带。（都是高寒之地，有山谷甘泉美草旷地）这样的地方才能养好马。而这两个地方在宋国开国时，一个被辽东拿走，一个被西夏拿走。中国内地不方便养马，养出来的也不是好马。
所以说宋代是拿了一手烂牌，也没有打好。防御性的国防迟早要失败，不过重视读书人，文治复兴，内部也没出什么大毛病。
明代
1.明代政府组织
钱穆讲，就政治制度来说，明代是大大退步的。
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、独裁等看法，用来讲明、清是可以的。
明太祖洪武十三年，因宰相胡维庸造反（有争议），明太祖从此废除宰相。
宋代时，门下省已经退处无权，当时的宰相其实就是中书省。到了明代，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，只留下中书舍人。在唐代，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，现在只是管理文书与抄写之职。中书、门下两省都废了，只剩尚书省，但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也不设了，没了长官，改由六部分头负责。六部中的本司升为部长，六部首长，各不相属。
此外有“都察院”，由御史台变来的，专掌弹劾纠察。与六部并称“七卿”。
七卿之外，还加一个“通政司”，一个“大理院”，则称“九卿”。通政司管理全国中外一切奏章呈送皇帝，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。大理院主平反，凡是判决不了的刑法案件，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。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，又叫做“三法司”，是司法机关。朝廷的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会审。
九卿之上，更无首长，所以明制是“有卿而无公”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，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。
不过，虽说明代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，但终究还有历史旧传统，即不是由全由皇帝独裁。许多事，必经廷推（推举大官）、廷议（商议大事）、廷（解决大的狱讼）。此外，各部都有给事中，官阶虽小，但却重要。对于发到各部的命令，他们可以参加审核，发表意见，只要他们不同意，仍可原旨退还。这也是君权之一节限。
明代的内阁制度是特色。原因就是皇帝拦下大权后，一人管不尽这么多事，于是就需要一个秘书处来帮忙打理，即内阁。内阁的这些人就是“内阁大学士”。在太祖时，这些大学士类似于皇帝的顾问，遇皇帝不清楚的事，可以随时问他们作参考，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而非大学士。除了看奏章，明制一天有三次朝，称“早朝”、“午朝”、“晚朝”。除了见群臣还要见民众，是为“御殿”（在大殿内朝会议事）、“御门”（到奉天门的阳台上和老百姓见面讲话）。
说这些只是想说明明代的皇帝实在太忙。太祖和成祖都是亲手打下了天下，因此他们有精力做独裁的皇帝。在此之后的儿孙，都是生长在深宫中，没了那精力，便只有偷懒，把政权交付给内阁，内阁大学士就扮演起了宰相的角色，是为“首辅”。
而皇帝与内阁经常不见面，他们之间的接触就给了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。太监除了作为内阁和皇帝接触的媒介，甚至还帮皇帝批公事，“批红”的实权落到了太监手里，太监倒成了真皇帝，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。首辅若真想做点事，也必须先勾结太监。就连一代首辅张居正也只能结合太监，才能揽得实权。
但当时的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，说他明明不是宰相，不是政府的行政首长，不该弄权专政。这话不错，因为当时，六部长官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，他们只听命于皇帝，不听命于内阁。照法理讲，张居正是理亏的。后世不能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，就认为他应该施展抱负，策动政事。毕竟按制度讲，张居正这样做违反了国家大法。本来皇帝该管的事，他来管，可不就非法了吗？
他一死，家就被抄了。
说这些，正是阐明了制度是如何牵制着人事。
再来讲讲明代地方政府。
讲明代地方行政，最先提到的就是所谓省区制度。而行省制度，是从元代开始的。在金、元两代，开始有“行中书省”。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，一般称为“都省”。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分出的一个驻扎在外面的机关。这是因为蒙古人征服了中国，不敢把政权分散，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。某地出了事，就由中央派一两个人去镇压，“行省”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。说到底，就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。着有点像过去英国在香港、印度设立的“总督”。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，中国只是其征服地，像香港之于英国。
再深一层言之，这种行省设置，实际上不是为了行政方便，而是为了军事控制。明代人自然懂得这一制度的用意，现在元代没了，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，而且明代已废了中书省，更何来行中书省？所以将行省长官改成“承宣布政使”，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“承宣布政使司”。就官制而言，地方区域，不该称为“司”，从内在精神来说，这个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。（还不懂？在本朝，省委领导都是中央调派，这下明白了吧？）至于清代，则又沿袭了“省”的称谓，而这一直是名不正，言不顺的。钱穆讲，省区的“省”字，根本就是个不祥的名称，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，再不沿袭。我查阅资料后得知，台湾目前的行政划分为2省6直辖市，先生想必也很失望。
再说明代地方长官。与承宣布政使（又叫藩司）并列的，还有提刑按察使（又叫臬司，管司法），都指挥使（管军事）。合称为“三司”。他们手底下又有官，这种官派出去叫做“分司”，到地方协助办事。这样一来，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。明制是这样的，从低到高为县——府、州——分司——司（省）。据记载，山东省有六个府，但有十六个分司；山西省有五个府，但有十三个分司；陕西省有八个府，但有二十四个分司。这样一来，管官的官多，管民的官少。县官被压得实在可怜，侍奉他上面的长官都来不及，哪有功夫亲民？这样一比较，还是汉代的地方政府设置合理。
明代的三司上面还有官，即总督和巡抚。这两个官职在明代还好，都是临时派到地方办事的，事情平定了就回到中央。但到了清代，总督、巡抚变成为永久的，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。
从历史源头上说来，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，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，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。只有节度使才是 由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，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。明、清两代之总督、巡抚，则意在对内防乱。若非地方政治失败，又何来有此需要？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失败。本朝似乎也没逃出。
2.明代考试制度
考试制度自唐历宋，还可说没有大变动。到明代，变动就大了。
唐宋两代的考试，由民间向地方政府呈报，送到中央，这些人就叫做“进士”，考上了叫做“进士及第”。到了明代，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，便分几次考。第一是府县试，录取了叫“秀才”；其次是省试，又叫乡试，中式者俗称“举人”；各省举人在送到中央，进行会试。中式后始为“进士”，也叫“进士及第”。进士及第后，要留在中央政府读书，满三年，再加一次考试，成绩好的就得进“翰林院”。明代风尚是是极其看重进士与翰林的，非进士、翰林就不能做大官。举人以下都没有做大官的份，沉在下面永不超升。这种制度，依然是重法不重人的。
不过这种制度也绝非没有好处。考取了进士，留在中央这几年，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都渐渐了解，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出身，将来定做大官，这些人就可以安心努力，一边修学，一边获得政治知识。明、清两代，许多大学问家，大政治家，多半是进士、翰林出身。他们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，对政府而言，需要有一个储才之所。
再说八股文，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。大家都知道八股文没意思，甚至有人会说这是专制政府故意用来愚民的。其实不尽然。从前唐代考试要考律诗，因为律诗限定字句，平平仄仄，要对得工整，易于评判。宋代考“经义”，仁义道德，大家一样都会说，谁好谁坏，很难辨。所以演变到了明代，又在经义中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，违反这个格式就不录取。八股文像是变相的律诗，而这也不是一下子制定出来的，而是逐渐形成的。开始时的目的也是在录取真人才，然而人才终因此而消磨了。因此，一项制度，哪怕初心是好的，也有可能有流害。
3.明代赋税制度
不细讲。自明迄清，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，名叫“黄册”和“鱼鳞册”，黄册登记户口，鱼鳞册登记田亩。但兼并之风仍存，因为任何一项制度的成立于推行，都需要与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，受其牵动和影响。拿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，哪怕初心再好，实施到下面就会涉及到地方行政组织和效能，而这又会牵扯到各时代的社会形态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意识到，一项新制度的成立与推行，其条件是如何的复杂，其考虑是该如何地周详。
4.明代兵制
明代的“卫所制度”就如唐代的府兵制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每一个兵区，设在府里的叫“所”，连着两个府的叫“卫”。平时卫所给田自养，不需赋税。但为何偌大中国最后却被松花江外的一个小部落打败了呢？钱穆的观点大体是明代两三百年承平日久，疏于打仗，军备也破败不堪，难以应战。而且府兵制的缺陷在于军队分散到全国各地，一旦打大仗需要从全国各地方抽调，一加一小于二。大败后虽也找到了问题所在，但户部拿不出经费，经济落后拖了国防的后腿。突然出来一个满清，抵不住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清代
1.制度与法术
制度出于公，是针对政治而言的；而法术出于私，只是事情或手段，不好说是政治。论汉代，西汉可说是制度，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。论唐代，确实可以说是在建立制度；而宋代，则有有许多只能说是一种法术；明代，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，不能说它是一些制。尤其是清代，可以说全无制度，它的所有制度，都是根据明代的制度，再加上满洲部落的私心，所以全只有私心。
2.清代的部落政权
这一部分的论述十分精彩。
钱穆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差异说起，西方讲政治，会讨论主权在哪里，教会？皇室？贵族？民众？中国则讲职责，只论政府该做什么事，尽了职没有，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。但若真要寻找中国的政治主权，则应该是“士人政权”。从汉到明都是如此，政府的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里，而读书人没有世袭特权，因此读书人“士”只是一种流品。在中国整部历史中，除了“士人政权”外，还有一种特殊的政权，钱穆称之为“部族特权”，即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。不论蒙古也好，满洲也好，都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。在这种政权下的一切措施都是带有私心的，而只能算是一种法术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才可以来讲清代的制度。
3.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
（1）清代中央政府
清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不同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，即皇帝的同部族。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，基础不稳固，因此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，才能控制牢固。
1）军机处
雍正时，内阁之外另添一“军机处”。后来许多事都不经内阁，直接由军机处发出。皇帝发出的最高命令叫“上谕”。正常走内阁流程的叫“明发上谕”，大都是一些不关紧要的事；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的，叫做“寄信上谕”。这种上谕，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，皇帝看过后，封起来盖个印，这印一盖，谁也不能看，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。全国中外长官，都直接和皇帝发生关系，全国政治变成了秘密。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，而非制度。
而这种私心的政治，之所以做得下去，就是因为皇帝背后有满洲人撑腰。但凡专制独裁，其背后一定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，本朝也如此。
2）清代的六部尚书
在清代，六部尚书不能直接对下发命令，更不同的是，六部尚书、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。侍郎本是尚书的副官，对尚书负责，现在这样一来，尚书就管不着侍郎。而且，清代还要满汉分开，有一个中国尚书，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。侍郎同理。这些人都给皇帝上奏，皇帝还可以直接寄信上谕给某个人。这样一来，六部尚书还能做什么事？全国事情自然就更集中到皇帝手里了。
六部尚书、侍郎可以向皇帝单独讲话，除此之外，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。地方官也只有总督、巡台、藩台（布政使）、臬台（按察使）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其他地方官都不能专折言事。这比起明代，平民布衣可以向皇帝讲话，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
此外，清代不许民间有发言权。当时的府学、县学都设有明伦堂，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都置有石碑，这碑不是竖栽的而是横躺的，是为“卧碑”。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：
第一，生员不得言事；
第二，不得立盟结社；
第三，不得刊刻文字。
这恰恰是近代希望争取的“言论自由”“结社自由”“出版自由”。有名的金圣叹就因犯了卧碑禁令被杀头。这么看来，武侠小说里的“反清复明”倒有正当名义所在。
（2）清代地方政府
前面已经讲过，在明代布政使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总督和巡抚非常设，有事派出，事平撤销。而到了清代，总督、巡抚成了常设。而总督和巡抚基本上都是满洲人。总之，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。
4.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
若说考试是一种愚民政策，清代是当之无愧的。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，本在开放政权，选拔真才，分配于政府各部门。而清代的部族政权，绝无意于开放政权，之开放政权之一角落，让汉人们只能尝到一点甜头，以维护其统治。
5.清代的统治政策
大抵就是拉拢蒙古人来挟制汉人，一面压迫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一面讨好下层民众，来分解中国社会的抵抗力。
总之清代在制度上，实在没几项是值得我们今天称道的。
6.民众的反抗运动
底层民众不堪痛苦，民变四起。最有名的就是太平天国。但他们不懂政治，但从天王、东王、南王、西王、北王这些名号就能看出来。其集团里也没有读书人，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成功。因此即使没有曾国藩、左宗棠，洪杨集团还是要失败的。不过，太平天国失败后，满清政权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中，军队变成了湘军和淮军（以前是八旗军）。逼出了满清政府以后的变法。
总结
第一，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。如何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，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，是使得努力的一件事。
第二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，已造成社会各阶层逐渐趋于平等。除却元、清两代，都有废除特权的措施。封建贵族早已被废除，官吏不能世袭，政权普遍公开，考试符合标准谁都可以进入仕途。宛如一个平铺的社会。但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毛病，就是平铺之后就没有力量了。说简单点就是没有了阶级矛盾，就没办法革命了。因为人都是平铺的，散漫的。钱穆讲，若讲平等，中国人最平等，若讲自由，中国人最自由。但平等里一个关键就是，谁来管政治？读了书都想去做官，容易导致政治臃肿。不过就今天来看，这个问题似乎被扭转过来了。以前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今天的读书人只剩下修身齐家了。
第三，皇室的权逐步升，政府的权逐步降。大抵是因为皇帝可以世袭，而官位不可以。
第四，中国的政治制度，相沿日久，呈繁密化的趋势。因为中国的制度偏重法制，即制度化，一个制度出了毛病，再订一个制度防制它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病上加病。制度愈繁密，人才愈束缚。所以，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人一种“后不如前”的感觉。
最后，钱穆希望中国今后的制度可以做到，制度简化，人才自由发展。政治在才，不在法。以及注重历史，参考历史。
最后简单做个小结
如果有一个能穿越回古代，游历各朝的机会，这么安排比较合适：在汉唐做个平民，徭轻役薄，享盛世之乐，但请小心土地兼并；在宋代做文人，想些什么写什么，还没有杀头之祸；在明朝嘛，就勉为其难当个太监，体验下权倾朝野的感觉；在元清做个皇戚就行，毕竟天下都是你家的呗…
完。